论起来，这种情形在曹操数十年的兵戎生涯中还是第一次碰到。当年三十万大军自邺城南下之际，自己仅以四万之众而敌之，后方环境却一直安稳平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复杂过和危险过，那时候荆州刘表和江东孙氏都是因为顾忌自己占有“汉室正统、王师钦命”的名分而不敢轻易兴兵骚扰的。当然，这也离不开荀令君在许都与荆州刘氏、江东孙氏幕府中的诸多名士大夫的积极沟通与殷殷安抚之功。然而，如今到了荆州境内，他这两大优势就猛地一下如同自己的两只翅膀被倏地折断了。无论做什么事，他都感觉仿佛是自己一个人在孤军奋战一般，再也没了先前荀彧在身后辅弼时那份“如鱼得水”的游刃有余……
但也不是没有一个好消息。在十月上旬，韩玄刺杀刘磐终于成功，并一举剥夺了长沙郡尉黄忠的兵权，带着整个长沙郡向曹操递来了归降书。至此，“鲠”在荆州江南地带的这块“硬骨头”终于被拿掉了。曹操大喜之余，在第一时间里派遣韩嵩、夏侯渊持着自己的亲笔手令赶去长沙郡受了降。
本来，蒯越、蔡瑁等在策反韩玄、智取长沙这件事当中是有大功劳的。但毛玠和荀攸拿着一些检举信向曹操进言，荆州蒯氏、蔡氏两大家族在当地实是势力太大，蒯氏几乎垄占了文吏一脉，蔡氏几乎垄占了武官一脉，就连诸葛亮都和他们两大家族有着相当紧密的亲戚关系，倘若这两大家族继续“合流”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荀、毛二人的最终建议是——涤清荆州的吏治体系，最好是将蒯氏和蔡氏这两个“地头蛇”之间的联盟关系拆散，分而治之。
曹操并不认为荀、毛二人的这些话是危言耸听，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蒯氏、蔡氏两家在荆州刘表生前时期就已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今又从策反韩玄、智取长沙这件事上显出了他们巨大的潜力。万一他们“故伎重施”，把不久前对付刘表一家的那一套伎俩又使用到自己身上，却该当如何呢？身为绝代枭雄的曹操，早已不会像一般的庸主中人一样，相信用什么道德纽带能够维系这两大“地头蛇”对自己尽忠竭诚了，而只相信维持住当前荆州势力格局里面的相互制约、动态平衡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在长沙郡归降后的第三天就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以天子诏命的形式征召蒯越前往许都担任贾诩空出来的那个散骑常侍之职，并赐封了他一个百里亭侯的爵位。很显然，这对蒯越而言，是一种典型的“明升暗调”的手法。但蒯越也无话可说——入京担任内廷要职，而且身晋亭侯之爵，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况且，到许都去“混”，说不定给自己蒯家争得的利益将会更多更大呐！于是，他在接到这道诏书的第二天就欣欣然收拾行装直赴许都上任了。
抽调开了蒯氏一族的首领人物蒯越之后，蔡氏一族在荆州孤掌难鸣，也就更加便于自己掌控了。这时候，曹操才大大地松了一口长气。
在决定分化瓦解荆州本地世族势力的同时，曹操也曾咨询过贾诩的意见。贾诩的建议也和荀攸、毛玠他们有些吻合：“这些荆州本土名门世族一向与刘备、诸葛亮等关系盘根错节，不可不严加提防！这些荆州世族自恃负有献降荆州之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生怨；亲之则不知礼节，抑之则不知自省’，实是可驭可用而不可亲重。”
司马懿一直冷眼旁观着，将这一切一一都瞧在了眼中。归根到底，荀攸、毛玠建议曹操分化削弱荆州本地世族势力，其实也是在变相破坏曹操“以楚治楚，楚人制楚”的方略，抑制曹操的势力在荆州进一步吞并和膨胀；而贾诩建议曹操对荆州本地世族势力“可驭可用而不可亲重”，则是担心蒯越、蔡瑁会挟策反韩玄、智取长沙之大功与自己这个丞相府左军师争宠，所以也主张对他们进行打压和抑制，从而达到自己在曹操心目中“独占其宠、独当其功”的用意。他们两派的主观动机虽然各各不一，在客观效果上其实都起到了削弱曹操羽翼的作用。
看来，这个“万人之上，一手遮天”的中原霸主真的不好当啊！以曹操这等的雄才大略，多谋善断，竟也难免被手下的谋士幕僚以“杂之以利害，挟之以私意”的献言进策所蒙蔽与干扰。只有像荀令君那样“忧公忘私，心无杂念，举无遗过”的一代完人才是最值得主君纳谏从善的。可惜，荀令君如今放弃了为曹操继续效忠。唉！曹操日后的“昏招”“错招”必将时有发生而难以自知自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