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场纷扰混乱之中，董卓一步登上了太师之位，成为了当时汉室的头号权臣。然而，坐到那个头号权臣的宝座上，董卓才发现自己坐上的是一盆炭火：朝野上下、京畿内外，一下涌起了无数的敌人。他想去拉拢那些儒林清流、名门世族，却发现他们总是和自己若即若离。他想杀尽这些儒林清流、世族名士，却又害怕自己承受不起他们的反噬之力——董卓感觉到自己是那么的孤立，开始强烈地不安起来！
大汉王朝的崩溃，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天下强者的野心犹如雨后野草一般疯狂蔓延起来！在权威崩塌、秩序失衡之际，很难有人以一己之力压住野心、贪婪、背叛的横行无忌。董卓面临的挑战与压力是汉献帝的千万倍。
他要阻止敌人的野心，也要阻止部下的野心，同时他更清楚这野心正是他的胜利所唤醒的。于是，他退却了——企图迁都长安，背靠凉州以自保。这时，关东十八路讨董诸侯当中，只有曹操一语戳破了董卓的外强中干：“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倚王室、据洛阳，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而今他却焚烧宫室、劫迁天子，使得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正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虽然其他十七路讨董诸侯各怀鬼胎，没有听从曹操此言，使得董卓逃过了一劫。但是，到了最后，他还是丧生在自己最信任的侍妾貂蝉和义子吕布的联手狙杀之下！这是任何一个有能力打破权威与秩序而没能力重塑权威与秩序的枭雄的戏剧性宿命轮回。
只有曹操是一个毫不让人感到意外的绝对“例外”。他是比董卓、袁绍一流的枭雄走得更高、更远的命世英豪。而且，他背后恰巧站着一位非常精于重塑权威与秩序的旷世高人——汉室圣臣荀彧。正是荀彧给曹操献上了“奉天子以令不臣”“借天子以纳人心”的两大方略，让他依靠着复兴大汉王朝的名义巧妙地“包装”起了自己的野心与实力，在群雄角逐中才最终顺利胜出！而那傻乎乎的袁绍、袁术兄弟空有兵马之强、器械之良、威势之烈，刚一露出“篡号自立”的苗头，便丢尽了天下士庶之心，被打得一败涂地。
曹操就这样凭着匡汉定乱、尊君平逆的名分来了个“铁树开花”，借着重塑大汉王朝的权威与秩序，使自己终于崛立为中原霸主。然而，“奉天子以令不臣”“借天子以纳人心”这两大方略也是两柄锐利无匹的“双刃剑”——当曹操准备撕下“重塑大汉权威与秩序”的伪装而代汉自立时，他和当年的董卓一样，失去了关中杨氏、颍川荀门等忠于汉室的名门世族的鼎力支持，从此再也无法建功拓业、底定四海了。尽管魏室在磕磕碰碰、牵牵绊绊中终于还是禅代了汉朝，但它的根基从曹操晋位魏公时就一直处在脆弱与震荡之中。当然，这个隐患也不是不能消除：如果曹丕能在平吴灭蜀之后再顺天应人、受命开基，也许就可以真正建立起魏室本身牢固的权威与秩序了。可惜，曹丕却是一介中人之材，德不足以服众而才亦不足以克敌，根本无力向外拓业，只能在窃窃不安中对内搞些掣肘群臣、均势平衡的微末伎俩以暂时巩固自己的权位。他利用皇权，耍尽手腕让所有的臣下都不能“一枝独大”；他费尽心机，一意想要谋得所有臣下的服从。这和一位顺理成章地登上天位的正统皇帝早已习惯于别人的服从完全不同，他是极度缺乏自信的。正基于此，他只能用华而不实的、夸夸其谈的虚荣与威仪来进行自我欺骗，并企图让其他所有人都习惯这种欺骗。可怜的是，真正的强者一眼就能看穿他的色厉内荏，知道他是在“沐猴而冠”。
一想到这里，司马懿都暗暗为曹丕感到脸红。但曹丕却毫无“知耻而后勇”之壮志，不思主动出击、迎接挑战，非要来个坐收渔翁之利不可——这是不是证明，曹丕实际上从心底深处也是极其忌惮刘备、孙权的呢？甚至从来不敢和他俩正面交锋呢？只想乘着他俩“两败俱伤”之际去捞几分便宜呢？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与贤德君临四海、统驭天下呢？司马懿一念及此，唇边不禁透出了一丝深深的轻蔑之色。